政务公开
您当前的位置: 澳门赌博娱乐_澳门赌官方网站 > 政务公开 > 政务公开 >

政府信息公开为啥这么难上海记者状告市规划局

发布日期:2019-03-25 06:19 来源:政务公开 浏览次数:133 字体:[ ]

  因为采访屡屡被拒,解放日报记者马骋将上海市规划局告上法院,起诉规划局信息不公开。马骋在行政诉讼状中称,今年4月18日他向上海市规划局传真了采访提纲,但该局未予答复。4月23日,他又以挂号信的形式寄送了书面采访申请,再次遭到拒绝。为此,马骋诉至法院,5月18日上海市黄浦区法院正式受理。6月7日,马骋撤回起诉。

  针对起诉规划局信息不公开一案,本报记者采访了案件当事各方,并就我国信息公开方面的有关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姜明安。

  “我是为了让有关部门重视记者的新闻采访权”,6月6日,马骋在电话中对本报记者说:“起诉规划局信息不公开,行政不作为,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因为里面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我想通过诉讼方式依法解决问题,即使一时不能解决,也希望以此推进社会法治进程。希望社会更多地关注这一事件本身反映出来的法治建设方面的问题。”

  记者注意到马骋在诉状中引用2004年5月实施的《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称:除依法免予公开的外,凡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政府信息,均应予以公开或者依申请予以提供。该规定要求政府新闻发言人代表各级政府向社会发布政府信息。那么,对新闻记者的采访申请,各级政府部门也应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马骋因此要求法院判决上海市规划局按照《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向其提供由自己申请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

  6月8日,马骋告诉本报记者,他已经于6月7日向法院提出撤回了对上海市规划局的起诉。电话里马骋不愿意讲为什么要撤诉,也不愿意对此发表更多的意见,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跟记者谈。

  此前,马骋还向中国记协寄去了情况说明。信中透露,近几年,他在采访工作中,经常遭到一些政府部门的拒绝。一些部门采用违反法律和不合常规的方法限制新闻采访,使记者无法行使正当的采访权。马骋认为,自己是“寻求新闻采访权司法救济的一次尝试”。中国记协有关人士表示,记协会就此事进行专门研究。

  6月9日下午,本报记者来到位于上海市大沽路100号的上海市规划局,采访了该局相关部门负责人。

  该负责人称马骋当时持记者证到规划局,提出要求采访规划局领导。规划局根据受理采访的程序告诉马骋:请出示报社的公函和采访提纲;如果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可到窗口办理申请,规划局将按程序受理并答复。马骋再次表示自己是记者要求采访,但因不合规划局常规做法被拒绝。几天后规划局收到马骋一份传真采访提纲,但没有报社公章。规划局与马骋所在报社联系后,得知报社并没有委托他采访。几天后马骋寄来挂号信,仍没有报社公函。于是他们与马骋所在单位联系要求转告马骋,他们不接受采访。

  记者采访是否必须提供记者所在单位委托采访的公函证明呢?该负责人表示,对像马骋这样第一次要求采访的记者,规划局的常规做法是,不仅要求记者出示证件,还要提供所在报社公函,并有采访提纲。“我们并没有故意给马骋的采访设卡。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城市规划信息,保密安全是第一位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也不是什么信息都要公开的。现在记者很多,我们很难判定是否用于报道。要求出示相关单位公函,在客观上把个关,这也是政府部门的常规做法。”

  规划局这些要求有法律依据吗?该负责人表示,这是他们局里的常规做法,现行的法律并没有这方面的具体规定。多年来规划局都是这样处理的,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这次是第一次遇到。

  政府部门该如何对待记者的新闻采访权?该负责人认为,采访是记者的权利,但被采访者有拒绝采访的权利。规划局作为政府部门对记者要求采访的,只要信息能够公开,采访手续齐备,一般都做安排。

  马骋要求的采访内容是否属于规划局应该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该负责人认为,马骋提出的采访内容中,有的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也有的目前还没有结论。如果马骋作为公民要求查询政府信息,可以按照程序提出申请,经受理程序,他们一定会按规定答复,但马骋到目前为止没有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在谈到对这次事件及政府信息公开的看法时,该负责人表示,此事件也是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新起点。“这是一种鞭策,我们将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管理服务。希望通过这件事能在广大市民中达成一个共识:政府依法行政,市民依法维权,共同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根据该局政府信息公开采取“网上公开”和在“公共查阅室公开”两种形式的规定,要求现场采访“公共查阅室”。该负责人表示,由于场地局限,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公共查阅室”,而是在受理申请的窗口处,准备了一部分资料供查阅。记者来到这儿,发现在受理申请的窗口里摆放着一排供查阅的资料,边上靠窗口处有个近两平方米的窗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就是提供“公共查阅”的地方。

  记者查阅了该局2005年度信息公开年报。年报提到,2005年度该局接到的受理信息公开申请722件,已经书面答复604件。其中,“同意公开”153件,占25.4%;“同意部分公开”4件,占0.6%;“否决公开”447件,占74%。

  本报记者到规划局采访时,尽管手续齐全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下午1时25分,记者按上海市规划局要求,带好公函和采访提纲来到规划局,此时,离记者与规划局约定的采访时间提前了5分钟。大楼门卫告知下午1时30分上班,这时门卫处已有不少人在等着。下午1时30分,门卫开始逐个打电话联系,当联系到接待记者的部门时,几次电线时左右,记者接到电话,有关部门负责人告知可以上楼。后该负责人解释他们在开会。

  “家里雇了个保姆,我不了解保姆每天都做了什么,我如何知道自己是主人。民主政治首先应该保证知情权,只有知政才能议政、参政,没有知政就无从谈及议政,更无从谈及参政了。”6月10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姜明安就此案涉及的法律问题告诉本报记者,此类诉讼有利于推动信息公开的实际运作。

  “目前广州、郑州等地也都有信息公开的规章,但重要的是如何落实。很多条款都停留在纸上,实际意义不大。”姜明安认为,像记者告规划局信息不公开这样的个案,虽然不多,但能够推动信息公开的实施,使写在纸张上的规定落到实处。

  姜明安认为:“既然信息公开,首先就要对新闻记者公开,如果他们都无法得到相关信息,普通百姓又如何能够得到信息,那又如何谈得上信息公开?”

  一般来说,除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三类信息外,公共信息都应该公开,姜明安认为,“凡是法律没有规定保密的,都应该公开”。针对一些行政机关动辄以“国家秘密”为由,随意扩大保密的范围,姜明安认为,国家秘密如何界定,范围多大,值得研究。不能什么文件打上个“机密”就是国家秘密了,只有达到影响国家安全才是国家秘密。在确认保密范围的过程中,诉讼的价值就极大地彰显出来,“法官在判案过程中,通过审查,可以逐渐确立这个保密范围。”

  “不能再拖下去了,信息公开法是行政程序法的一部分,信息公开立法重要性不比行政程序法弱,相当于物权法在民法中的地位,我们要像重视物权法一样重视信息公开法立法。”在期待出现更多的此类诉讼的同时,姜明安也希望我国能够加快信息公开的国家立法进程。

  姜明安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有五大意义。首先,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其次,可以防止腐败。第三,能够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稳定。第四,有利于百姓配合政府工作,建设和谐社会。最后,有利于推动科学研究,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据悉,对于信息公开立法,国务院早在2003年就启动了立法计划,全国人大也将信息公开列为二类立法计划。

  姜明安认为,最好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统一的信息公开法,这样比较超脱,目前部门立法容易导致部门利益法制化而受到普遍诟病。“当然,如果人大立法出不来,国务院能出来一个法规也可以,因为信息公开主要是政府的信息公开。”姜明安希望在信息公开立法的同时修改保密法和行政诉讼法,协调法律之间的关系。

  姜明安建议,信息公开在立法上,要确立“保密是特例,公开是原则”,法律没有规定要保密的,全部要公开;建立相应的信息公开机构和信息公开官员,这样便于群众了解信息,不然就会“踢皮球”;有相应的救济机制,建立知情权诉讼制度,信息不公开,知情权受到侵犯,可以到法院告;区分主动公开和应申请公开两种情况等。

  据悉,早在2003年3月全国人代会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李力就提交过议案呼吁制定一部《政府信息公开法》。她认为:一旦全国人大立了这部法,公民获得信息将再也不是被赐予,而是依法享有本来就属于他们的知情权利,促进政府依法公开行政程序和相关政务信息,建立“阳光下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