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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论文∣作为治理策略的五十年代文学

发布日期:2019-03-25 06:12 来源:社会民生 浏览次数:72 字体:[ ]

  在2018年春季学期,侯猛老师在北京大学分别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法律和社会科学#。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推送课程的优秀论文。本期推送的是本科四年级同学的课程论文,经过四年的本科训练,作者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问题意识,掌握了适当的研究方,理论功底深厚,文字凝练。学术道路漫长,愿诸位读者能以包容的心态阅读,或许能从中获得启发,又或许能提出有益的建议,鼓励他们继续前行。

  作为与法经济学相伴而生的一个研究领域,法律与文学长期以法经济学批判者的姿态存在。其主要研究进路之一,“作为文学的法律”,用文学批评的视角去考察合同、制定法尤其是宪法等立法性的文本,从方法乃至本体上解构了法律,否认法律文本的确定性与解释的可能性,但这一方向的研究很快降温,因为“对该问题的研究已经穷尽了”。波斯纳指出法律文本本质上并不同于文学文本,文学作者的目的并不重要,因此读者能够基于语义的不确定性进行任意解读,但法律文本是一种命令,法律的解释需要按照命令发出者的意图进行解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原教旨论——形式主义——完全解构的后现代主义的光谱上,法律仍然更靠近原教旨论一端更多。但在指出法律是一种命令时,乃至进一步像苏力那样指出法律解释更多是一个利益争夺的战场而非划分利益的标准时,法律虽没有被完全解构,但也不再是一个绝对的、神圣的存在。

  “作为法律的文学”原本不是传统上法律与文学研究领域的四条进路之一,美国作为法律与文学的发源地,很早便建立起了法治传统和社会分工,文学被逐出法律的领域,被认定为“不能让任何事发生”,也不发挥任何社会控制的作用。但在中国,文学却完全可能与法律平分秋色乃至反客为主,冯象认为,在中国五十年代初,老三篇等广义上的文学文本扮演着比法律文本更重要的作用,苏力认为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低下,统治者通过行政和司法来控制社会基层的能力有限,因此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道德教化,即广义上的“文学”。苏力同时指出,冯象实际上是基于中国特有的社会经验,开辟了“作为法律的文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但在冯象之后,从这个角度对法律与文学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苏力以元杂剧为例分析了戏剧这一艺术形式的社会教化与治理作用。杨文琼将法律与文学在社会治理中的关系分为三种类型:一,文学教益功能是主要社会控制手段;二,法律成为主要控制手段,文学被边缘化,这在崇尚理性并且具有较高社会控制能力的时候更容易发生;三,法律与文学成为共谋者。杨文琼也分析了司法广场化、司法剧场化中文学发挥的治理作用,但这一分析将法官“富有人情味”的审判实践称为一种“司法公演”或文学形式,未免有过于扩张文学的概念之嫌。李晟分析了含有司法叙事的革命文学的普法与治理作用。苏力、杨文琼、李晟的分析以对文本内容和叙事教化技巧本身的分析为主,对于不同治理策略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发生作用的探讨相对较少。杨文琼对法律与文学作为治理策略的三种关系的分类虽然涉及了这一问题,但仅止于“社会对理性的崇尚”和“社会控制技术”这两个角度的解释。

  无论是“作为法律的文学”还是“作为文学的法律”,都将法律拉下了自给自足的神坛,并指出在社会治理这一问题上,法律并不永恒占据其中心,社会治理是以法律为主还是以广义文学的教化为主,归根结底是一种策略的选择。从治理策略的角度来看,法律和文学在内容的明确性上固然存在差别,但究其内容本身,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有五刑、十恶、八议,与教化所提倡的道德本就是一脉相承,二者最大的区别或许不在内容,而在于实现的方式,即强制的司法执法与软性的道德教化的不同。对于法律的治理而言,统治者需要建立并维护一整套有效但同时花费巨大的司法与执法制度,而道德教化或许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其目的。

  问题在于,文学文本的传播与该文本被遵守仍然是两回事,文学所提倡的道德何以能够被自觉遵守,以至于不需要动用司法或执法的强制力便可达到治理的目的?同时,既然文学教化如此简单高效,同时以法律和文学进行治理是否可行,二者适用的社会条件是否存在区别?

  本文将首先以五十年代的新中国为例,说明自1950年整风运动到之后的几年,文学辅以整风运动的治理手段确实弥补了法治的空位,有效实现了新中国的治理。但由于50年代初的教化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宗族伦理,不是一个自激励的系统,而依赖于频繁的群众运动,因而在1955年延续到1957年再一次整风运动时,反右扩大化便成为必然。本文将用演化博弈和社会网络理论进一步解释,之所以这不是一个自激励的系统,是因为规定个人对中央的道德准则与规定宗族内个人之间的道德准则所面对的社会结构不同,因而这些不同道德发挥作用的机制也就不同。

  法律与文学原本是作为法经济学的批判者而存在,但本文却用到了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文学发挥治理作用的原理,或许会显得有些讽刺;然而,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的结论,却是在拆解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科学、绝对中心的地位,这对于法经济学而言同样有些讽刺。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将自己局限于学科分类与地位争夺,而应当吸取不同领域的视角,以求对世界有更为准确的认知。

  本文中所涉及的文学主要指广义上的文学,包括演讲、社论等各种形式的文本。本文将在这一部分说明,五十年代初我国采取广义的文学配合群众运动作为治理手段,是基于立法、司法、执法水平的客观限制而不得以采取的策略,确实在政权建立之初为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政权发挥了相当重要且有效的作用。

  五十年代法律作为治理策略面临着失效的困境。无法可依是法治的第一道困境。建国后,我国废除了旧法统,并相继制定了《宪法》《惩治反革命条例》《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惩治贪污条例》等重要法律法规,但刑法、民法、诉讼法等重要法典却迟迟未能颁布,导致法律体系长期存在巨大空白。废除旧法是党内的共识,也为社会主流所能接受。但新的法律体系迟迟难以形成主要是由于当时党内外存在重大分歧:废了旧法后是否赶快制定新法?以董必武为代表的法治力量主张赶快立新法;但另一种带有法律虚无或淡化看法的人认为,靠、报纸社论也可以使国家社会运行,而且省事、省力。此外,到底新民主主义社会保留多久、社会主义应是什么样子,大家没有成熟意见。这一切都造成这一时期重要立法的空缺。

  执法、司法机关的孱弱是法治的第二道困境。就基层政权而言,在城市,新政权要接管旧的政权,建立起有效的干部队伍,便迅速遇上了干部人手不足与能力不足的瓶颈;在农村,废除了保甲制度并通过土改消灭了原有的封建土地组织形式之后,1955年才逐渐通过农业合作化来实现基层政权的调整和发展,而在此之前,农村基层也缺乏有效的基层政权。就司法机构而言,同样面临人员不足和人员法治水平较低的问题,废除旧法统后大量原有法律人才被排除出司法系统,转业军人进入司法机构也导致司法水平难以提升。

  因而五十年代初,立法、执法、司法的孱弱导致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策略的失效。而此时由于新政权刚刚建立,正是继续巩固政权维护秩序的时候。广义的文学文本与群众运动相配合便成为了最重要的治理策略。以1950年整风运动与北京市基层政权干部队伍建设为例,文学文本之所以能够发挥治理的效果,得益于文学文本内容的模糊性、社会组织的紧密性以及频繁的群众运动。

  对于干部的道德教化由来已久,早在抗战时期,“老三篇”就是党校培训干部的必修文本之一,在建国之后也各地正规学校所吸取。这些正规学校,包括各地的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各类高校,也把老三篇文章选作学生入学后进行思想教育的教材之一。而就北京基层干部而言,在入城后,中共也十分重视对基层政权干部的教育,教育内容之一就是学习市委的各种指示和有关城市工作的政策、《人民日报》等报纸的重要新闻、社论等。

  但这样的教育是如何成为干部的行为守则的?社会网络结构对于道德能否对人发挥约束作用有着重大影响。五十年代初期,北京市在建设基层政权干部队伍时,将原本松散的老革命干部、青年学生干部都编入中共某一个支部,通过中共的组织生活来教育干部,所有党员与候补党员均编入支部,其他非党员干部也同样按组别(团员、群众)编入支部内,让干部过组织的生活,这一措施在干部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直接联系,从而降低了干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也使互相监督成为可能。但由于所教化的道德并不能自动激励干部进行相互监督(本文第三部分将详细论述),因而需要通过整风运动来促使干部之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1950年,根据中央的指示,北京市委决定开展一场“检查作风、检查纪律”的整风运动。市委书记彭真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进行检查: “第一,是作风问题,主要是强迫命令。第二,是欺压老百姓的问题。第三,是贪污、腐化的问题”。根据中央精神和市委部署,北京市各区立即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如第一区区委决定在各级党组织中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整风,经过调查发现有贪污行为者6 人。这次运动还结合了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行,各区区代表向大会提交了大量关于干部作风问题的提案,如第一区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共收到了有关干部作风的代表提案137 件。

  因而,以整风运动为轴心,紧密的组织关系使得干部之间监督与被监督成为可能,因而个体不得不遵守道德,否则将会在整风运动中受到惩治。

  那么,为什么配合整风运动的不是详细规定了干部权利义务的法律条文,而是一堆文学文本呢?原因在文学文本的模糊性在整风运动之下具有巨大的优势,可以大大节省治理的成本。通观“老三篇”中的道德义务语言,《为人民服务》指出要能改正错误,要一心为了人民利益不怕牺牲,但也有关心同志;《愚公移山》指出要毫不动摇、团结一致挖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两座大山;《纪念白求恩》指出党员专门利人、并提高专业水平——的每篇演讲内容都十分清晰,其提出的道德义务也可以条条列举,但义务的内涵却模糊不清,并没有可以作为标准的详细行为指南。面对整风运动的压力,干部害怕违反规则,然而模糊的文学文本又使得规则变得不确定,因而干部只能尽可能地进行自我约束、自我审查,仿佛头顶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使得中央不需要在细枝末节上投入监督成本也能够实现治理的目的。

  当然,另一方面来看,文学文本的模糊性也是由于因果责任难以确定的无奈之举,无论是从当时监督、评估干部工作的技术来看,还是从监督的成本来看,都难以精确测量干部工作与某一后果之间的因果联系,而对因果联系的认识越少,越依赖于强化道德责任来控制世界。这一道德责任/领导责任的处罚,同样也使得干部更为战战兢兢,只能求在各个方面尽自己所能以不违反这些文本的要求。

  五十年代后期法治的进程被进一步搁置,文学文本加群众运动继续成为社会治理的最重要手段。然而,1957年的整风运动却走向反右扩大化,并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相比而言,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由于监督和胥吏的孱弱,同样十分重视道德教化,为何却表现出了比五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更强的稳定性?笔者将在第三部分指出,五十年代的文学文本所倡导的义务关系并不能形成一个自激励体系,因而只能长期依赖整风运动,而干部在头悬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压力之下,只能不断地将上级的指示加码再加码,最终导致过度左倾,酿成一系列悲剧。

  道德教化是在演化博弈和社会网络的共同效应下发挥作用的。干部爱党、利人,对于干部本人而言将会带来效用的损失,在中央无法完全监督干部时,干部选择欺诈、背叛才是符合其利益的选择。在中国古代,与这一博弈关系类似的不是基层宗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而是各层级的官员和中央的关系。勤勉工作(即官员选择与中央合作的策略)作为一种利他行为,也并不能够提高官员的效用或生存适应度;而在宗族关系中,遵守伦理规则却能够提高大部分成员的适存度,因而使这一体系具有自激励的能力。

  针对利他行为为何发生,爱德华兹、威尔逊等生物学家曾提出了群体选择理论,即生物个人的利他行为有利于种群利益时,这种行为就可能随着种群利益最大化而得以保存,但这一理论无法解释,利他行为虽然能够提高种群适存度,但在其会降低个体适存度时,个体为何会选择这一策略。例如对窦娥而言,对伦理的绝对遵守反而导致了她本人的悲剧。

  针对群体选择理论的这一问题,桑塔费学派提出的解释是,由于利他者在族群中同时存在其他利他者时能够与其他利他者合作而产生合作利益,在这一合作利益足够大以至于可以超过因惩罚自利者带来的成本时,而自利者因为被惩罚而遭受的损失足够高,这样的整体补偿机制仍然会给利他者带来演化优势。桑塔费学派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了强互惠者的产生。强互惠者是指不仅会选择与他人合作,并且会主动惩罚自利者的人,即使这种惩罚会增加他的负担而不会给他带来任何收益。惩罚通常采取放逐的形式。这是一种自激励机制,人们脑内的多巴胺回报系统会从强互惠行为中直接取得满足。[3]而这一神经基础之所以会形成,合作导致生存的适应性,有利于这种行为被自然和环境选择,逐渐形成新的道德偏好,即我们的某一种有利于合作的“正义感”,从而形成一类稳定的新的博弈者——强互惠者。

  即,当合作剩余能够大于合作带来的损失,即合作者与强互惠者的人数足够多,自利者人数较少且发现和驱逐自利者的成本较低时,强互惠者能够取得生存优势而拓展规模。随着自利者变少,当不存在背叛者时,强互惠者的行为就得不到回报,强互惠者成本提高,因此会逐渐减少,族群剩下的以合作者为主,这使自利者卸责的行为变得容易,因而自利者又会迅速扩张。族群以这种动态的形式进行演化,单个族群在自利者过多时可能走向解体。金迪斯和鲍尔斯的仿真实验显示,多个族群经过长期演化后大致稳定在三类个体各占三分之一的水平。

  而强互惠者的演化,又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群体的网络结构,因为群体的结构直接决定着强互惠者选择合作并惩罚背叛者的收益。网络结构可根据两项特征加以分类:第一,局部的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度,这直接影响群体联系的紧密程度;第二,社会网络内的任两个节点之间的距离,这直接影响信息在群体之间的传播速度。如果这两个指标的值都很大,就是一个“大世界拓扑结构”,比如穴居时代的社会网络;如果一个网络两个值都很小,就是一个完全随机的拓扑结构,比如互联网时代陌生人社会的网络;介于这两类拓扑结构之间、两项指标都适中的是“小世界”网络,由于信息传播速度和个体联系紧密程度都适中,因此监督、惩罚背叛者的成本更低,强互惠者也更容易获得更高的适存度。

  在宗族成员之间,互相遵守伦理规范,使得宗族和秩序能延续;而宗族成员之间紧密的联系,使得发现和放逐背叛者的成本都十分低廉,因此成为强互惠者是能够补偿背叛带来的损失的,稳定的、合作者占优的共同体由此形成,合作策略又进一步演化成为道德,成为神经的直接反应,这个共同体内无论是处于强势的男性、长者,还是处于弱势的年轻女性,都会自觉地去维护这一群体的道德。在这种社会结构中,通过戏剧等文学作品去强化、明确某些道德概念才是能够直接发挥作用的。

  然而,在官员和中央之间,合作的补偿却并不足以覆盖背叛的损失。首先,官员和中央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基层官员薪资和奖励的微薄使得某一官员选择合作(勤勉工作)比选择背叛(偷懒乃至贪赃枉法)的官员得不到太多的补偿,因而并没有动力演变成为强互惠者,利他行为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里便不具有自激励性,需要其他制度来保障官员的勤勉工作。

  所谓“其他制度”,一方面是传统的、常设的监察制度,结局要么导向监察机关侵蚀行政权力,要么导向缺乏资金、监察机关无以为继,天子耳目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则是频繁的群众运动,发动利用群众之间更小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来实现对官员的督促。

  但这样文学文本加群众运动的治理策略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左倾的扩大。以1955年之后的农业合作化为例,毛在《关于合作化的问题》这一报告中将那些顾虑合作化的人批评为“小脚女人走路,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这一报告是否意味着面对合作化任何的顾虑都将受到批评和惩罚?干部心中并没有底,因此只能全力推进合作化以证明自己并不是“方针不正确”。而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之所以会发生,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干部争先恐后地放卫星,同时又恐惧承认粮食匮乏的现实,任何基层反映上来的饥荒问题都被迅速地压制在基层而导致的恶果。模糊的文本以及整风运动的压力使得政策的反馈机制失效,左倾扩大乃至失控的悲剧几乎是必然的。

  这一治理策略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法治的发展,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下,党对当时的形势做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将反斗争严重扩大化。这样,在整风期间提出的一些法制建设的有益的建议,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遭到严厉批判。观察1956 年后人民法庭制度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数起数落的发展曲线 年,深受反右扩大化的负面影响,此前发展迅速的人民法庭制度陷入停顿。之后的十余年间,法律治理发展的停滞以及文学文本加群众运动治理的内在局限性,使我国饱尝社会失去秩序的苦果。

  由上文分析可知,选择何种治理策略,与社会结构的状况、社会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针对基层宗族的道德教化在家庭联系松散、陌生人社会逐渐成为主流的当代自然是行不通的,而模糊的文学文本加群众运动的策略,如上文分析,只是在基层政权孱弱时的权益之计,而在监督技术、财力、机构充分发展的今天,法治才是占有优势的治理策略。

  但也正是随着监督技术和财力的发展,新的忧患也出现了:福柯所设计的对人无孔不入的规训,是否即将成为现实?从官员到普通个人,都将无时无刻不被监督、评价、纠正,信息不对称的极度降低使这成为了可能。这样一种策略或许将比历史上任何一种治理策略都更为有效,但却会带来对人的自由的绝对抹杀。或许到那时,我们评价治理策略将不仅从效用上进行分析,更需要加以伦理的评价和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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